行政执法中违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现，是各种形式的权大于法现象，如多头执法、多层执法、不执法、乱执法以及钓鱼式执法、粗暴野蛮执法、寻租性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等，广大群众意见最大、批评最多，也影响最坏。

其实，法治社会是相对于法治国家而言的。虽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与目标在十五大已经确立，随后入宪，但在实践上步履维艰、或进或退，迄今也没有在体制上完成由人治、党治到法治、宪治的转型。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如果把民间社会作为独立的实体同国家对立起来，还被批判为否定我们国家的人民性（以为所谓人民中国就是国家天然地代表人民、代表社会，与社会利益完全一致的，二者无分你我）。何况，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而人类社会长存，社会也不能无法治，因之，理论上法治社会比法治国家更久远。但法的安定性不是法必须实现的唯一的价值，也不是决定性的价值。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此，德国的法治国不同于17世纪英国的法的统治的思想。

所谓法治和法治国家，不仅是有法制（法律制度）的国家、要依法治国。真正民主的实质法治则偏重人民大众的权利，限制统治者的专横权力。如果不是问题特别严重，中央似乎也无暇顾及。

2月9日晚的央视焦点访谈以纪录片形式播出记者暗访成果。这是现代国家科层制的精髓，体现了制度理性和治理效率。保护伞难题实际上折射出法治转型期科层执法的深度危机，这一危机不可能通过偶然性的中央介入来化解，更不可能通过对卖淫禁令的法律强化来管控。然而，这样一种运动式执法模式至少带来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中央强势介入地方普通治安执法的合法性何在？所谓的保护伞能够依靠中央选择性执法来破解吗？是否可持续？第二，法律上的严格管控与性产业的蓬勃生机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反思法律还是反思生活？ 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如果记者报警说某地有杀人案，警方会否出警？肯定会。

民众的合法化认知并不来自公知们提供的自由契约伦理，而来自对卖淫行为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历史传统记忆和现实危害认知。此时，公权已被私用，没有进入合作体系的便不受保护，于是诱使更多从业者进入该体系，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散，大面积腐蚀执法权力。

这样便可理解从业者关于不怕警察，只怕记者的说法了。杀人与卖淫都是违法，有何不同？杀人是绝对的道德犯，而卖淫只是相对的道德犯，是社会部分人道德观的法律化。法律不与生活为敌 媒体与权力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强势介入与地方快速跟进，这更像是一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法律战役，是公权力系统强动员式的示范性、选择性执法。然而，东莞扫黄的法律层面不可轻易绕过。

        中央挥鞭针对的是地方黑白共生的执法困局，试图通过外部打击破局。然而，民意并不买账，甚至广东地方媒体亦挺身而出，一时间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之类的灾难情境语不绝于耳，公知群体更是群起攻击法律上的卖淫禁令，主张性产业合法化与政府服务责任。中国全面禁绝娼妓主要是20世纪激进革命的结果，在道德严肃的前改革时代尚可维持，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时代则难以为继，莞式服务的标准化实际上正是广东改革的副产品。然而，如果法治疲软了，如果基层瘫痪了，怎么办？中央正是以地方保护伞的存在为名介入的，这一例外性介入似乎也不违反治理定则。

黄业本属违法，地方何以保护呢？常见的解释是利益集团说，即执法机关与从业人员形成了共同利益，确定了分利潜规则，合谋维护本行业社会资本。马年初春乍暖还寒，南国性都东莞却是非一片。

总之，与此次严酷执法相应的还应该有对卖淫禁令的严肃法理反思，通过法律合理变迁和政府服务品质提升柔性回应当代中国的黄业规制问题，则保护伞难题自解。我们需要同时在合法性与正当性层面思考道德秩序法律化的合理方案。

人心不古，徒法奈何？法律应对生活释放善意。  打击保护伞是中央行动理由之一。几乎同时，东莞警方全员出动，公安部督导组千里赴会，广东全省开展扫黄运动。由于观念开放和公知启蒙，目前围绕东莞扫黄的公共舆论出现了严重的官方与民间分歧，在民间几乎演变成一场针对国家道德专制的话语挞伐。东莞的性都之谓及其产业化与标准化口碑，以及人们谈论此一现象时的会心一笑，表明在民间意识中这一产业已经合法化，即使还有争议也可保留给道德自治。这被现代治理理论称为俘获困境。

在这一困境下，进入违法合作体系的公权力就自然充当了保护伞，而所获分利则具有保护费性质。这一合作体系具有一定的利益边界，对外部关注者保持高度警惕。

民间舆论普遍偏离依法行政的合法性层面，而径直讨论性产业的道德正当性。  （本文原载《法制晚报》2014年2月12日，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东莞扫黄 。

如继续维持法律刚性和运动式执法，则性都需求反弹，保护伞或更致密，社情民意依旧沸腾，而高层公权力资源亦高耗不下。在国家强大的宣传舆论和执法暴力之下，地方性的小姐群体和老板群体自然无法招架，是役结局已可预料

马年初春乍暖还寒，南国性都东莞却是非一片。法律不与生活为敌 媒体与权力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强势介入与地方快速跟进，这更像是一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法律战役，是公权力系统强动员式的示范性、选择性执法。这是现代国家科层制的精髓，体现了制度理性和治理效率。杀人与卖淫都是违法，有何不同？杀人是绝对的道德犯，而卖淫只是相对的道德犯，是社会部分人道德观的法律化。

我们需要同时在合法性与正当性层面思考道德秩序法律化的合理方案。几乎同时，东莞警方全员出动，公安部督导组千里赴会，广东全省开展扫黄运动。

人心不古，徒法奈何？法律应对生活释放善意。在这一困境下，进入违法合作体系的公权力就自然充当了保护伞，而所获分利则具有保护费性质。

此时，公权已被私用，没有进入合作体系的便不受保护，于是诱使更多从业者进入该体系，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散，大面积腐蚀执法权力。  打击保护伞是中央行动理由之一。

民众的合法化认知并不来自公知们提供的自由契约伦理，而来自对卖淫行为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历史传统记忆和现实危害认知。然而，如果法治疲软了，如果基层瘫痪了，怎么办？中央正是以地方保护伞的存在为名介入的，这一例外性介入似乎也不违反治理定则。总之，与此次严酷执法相应的还应该有对卖淫禁令的严肃法理反思，通过法律合理变迁和政府服务品质提升柔性回应当代中国的黄业规制问题，则保护伞难题自解。如继续维持法律刚性和运动式执法，则性都需求反弹，保护伞或更致密，社情民意依旧沸腾，而高层公权力资源亦高耗不下。

然而，这样一种运动式执法模式至少带来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中央强势介入地方普通治安执法的合法性何在？所谓的保护伞能够依靠中央选择性执法来破解吗？是否可持续？第二，法律上的严格管控与性产业的蓬勃生机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反思法律还是反思生活？ 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如果记者报警说某地有杀人案，警方会否出警？肯定会。  （本文原载《法制晚报》2014年2月12日，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东莞扫黄 。

2月9日晚的央视焦点访谈以纪录片形式播出记者暗访成果。这被现代治理理论称为俘获困境。

中国全面禁绝娼妓主要是20世纪激进革命的结果，在道德严肃的前改革时代尚可维持，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时代则难以为继，莞式服务的标准化实际上正是广东改革的副产品。民间舆论普遍偏离依法行政的合法性层面，而径直讨论性产业的道德正当性。